1

一、广场上的风

1988年12月31日，北京。

天安门广场上的风，像一把钝刀子，割得人脸生疼。

姜大伟缩着脖子，把军大衣的领子又往上拽了拽。他是机械厂的一名普通钳工，二十八岁，单身，住西四胡同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平房。今天他本不该来这儿——厂里加班，但他请了假。

因为他有一个"特大新闻"要宣布。

这个新闻不是从报纸上看的，不是从广播里听的，而是他"亲耳"听一位"上级领导"说的。

怎么听见的？说来话长。

三天前，姜大伟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，从东四牌楼过。车一颠，后架子上夹着的公文考试稿被一阵风卷走了。那稿子是他参加全国自学视听高考时写的，内容是戏谑地模仿公文格式，写了一份"开放长安街为自由贸易早市"的通知。

稿子飘啊飘，落在了一个人的脚边。

那人姓王，叫王德发，是郊区一个想做买卖下海的农民。他捡起稿子，扫了一眼，眼睛"唰"地亮了。

"这是……这是上头的文件？"

他二话不说，揣进怀里，回家就七大姑八大姨地一通宣传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先是近郊区的，接着是远郊县的，然后整个北京城都传开了。

传到姜大伟耳朵里时，已经变了样。

"听说了吗？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！"

"真的假的？"

"真的！红头文件！"

姜大伟一听，心里"咯噔"一下。这稿子……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

他再一打听，源头竟然是自己那篇考试稿。

"完了。"他拍了拍大腿，"这下可闹大了。"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二、领导阶级

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。

姜大伟挤在人群里，像个泄了气的皮球。他想澄清，可没人听他的。相反，他越解释，传得越邪乎。

"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"他拉住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，"我领导阶级！"

"工人？"眼镜推了推镜框，"你不就是普通工人吗？"

"工人怎么了？工人是领导阶级！别看你戴个眼镜，知识分子，你也属于我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——那么一小块儿，那么一丁丁点儿！"

眼镜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。

"我就烦你这样的人，"姜大伟越说越来劲，"对国家大事一点儿都不关心！都像你这样，国家搞得好吗？"

"那……那应该怎么关心？"

"打听啊！琢磨呀，问呀！现在有多少大事呀——政治局开会，几点钟入场，你知道吗？中央领导最近有什么变化，你知道吗？国务院秘书长开那车多少号，你知道吗？总参四部往出打电话，那是多少局，你知道吗？"

眼镜摇头如拨浪鼓。

"谅你也不知道！"姜大伟得意地一扬下巴，"告诉你，我快了。"

"您快……快进去了？"

"进哪儿去？"

"您这鬼头鬼脑的，跟特务似的，到处打听小道消息，快让人抓起来了。"

"凭什么抓我？"姜大伟急了，"这是我打听的吗？这是人家权威人士……人家上级领导……人家亲自向我透露的！"

"在哪儿透露的？"

"天安门广场上！"

眼镜瞪大了眼睛："上级领导把您叫到天安门广场上，向您透露小道消息？"

"人家那是领导，能在天安门广场上明着说吗？"

"那……偷着告诉您？"

"人家光明正大，干吗偷着说呀？"

"那怎么告诉您的？"

姜大伟清了清嗓子，模仿那位"领导"的样子："人家……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'吧嗒吧嗒'就说出来了。"

"吧嗒吧嗒？"眼镜一脸茫然，"您家这位领导，满嘴里跑小鸟儿？"

"废话，中国的！电器是外国的好，领导还是咱们自个儿国家的。挺大中国，弄好些印度领导，那像话吗？"